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今年我国610万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据麦可思HR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麦可思)与某网站的联合抽样调查，截至2月25日，签约率仅为19%。另据广东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3月10日，全省应届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为7.61%、专科毕业生签约率为8.43%、毕业研究生签约率为14.87%，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0个百分点左右。
大学生就业难至少始于三四年前。其产生的原因一直很迷离：我国高等教育23%的毛入学率(2007年)只有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7%)的1/3，但为什么每年却有100多万大学生就不了业？是人才的“现实”需求赶不上经济学家们阐述的“理论”需求，还是大学生就业观念存在问题，抑或高校没有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大学生？
现实终于给困惑中的人们上了一课：首先我国产业结构及发展主要依靠粗加工，与许多高校的培养目标不对路，因而吸纳大学生极为有限；其次近年大学生竞相应聘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现象表明，大学生就业观念并非就业难的主因。以上两点的排除，意味着唯一的可能就是过快的教育规模扩张速度影响了大学生的培养质量。通俗地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主要出在高校自身。
对于高校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问题的产生主要是扩招后优质办学资源被快速稀释，各校的办学定位被快速模糊，加上培养模式的僵化，学校责任心的下滑，致使人才培养的质量、结构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如果不顾及这个事实，继续片面强调社会存在的高等教育需求及其人才需求，就势必导致大学生质量继续下滑及其就业进一步困难。
不同口径的就业率统计
2004年全方位开展的高校本科教学质量评估，被认为是高校由注重“规模效应”向加强内涵建设转型的开端。然而，由教育行政部门组团，以一系列量化指标为衡量标准，及各校提前数月上下联动应对检查的做法，很快受到各界的诟病。乃至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也发出了“高校教学评估该停了”的呼吁。
评估高校的教学质量，首先要提高评估本身的质量。麦可思2007年启动了“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并开始每年一次对毕业半年后大学生的就业状态和工作能力进行全国性研究。当年首次调查毕业半年后的2006届大学毕业生(含专科和高职，下同)，回收有效问卷8.5万份，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2008年，麦可思发布的《2008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有着许多人前所未闻的内容：本科生和专科生高职生的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流向，就业流向主要有他们从事的职业及行业、工作的企业类型及规模、工作地区的城市类型、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的相关程度、求职成本等指标，还有大学生的35项基本能力，和与大学生从事的651个职业相关的共上万条职业能力的测评。
对就业率的统计数据与政府的大不一样是这份报告的关注点之一。2007年教育部宣布大学生第一次就业率为72%，而麦可思的调查却是55.8%，半年后的就业率达到87.5%，说明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实际上推迟了，即毕业以后一直在择业并陆续就业。
麦可思总裁王伯庆就此给教育部提出建议：用考核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取代现行的考核毕业时的就业率，否则大四学生整个学年都不安于学习，从第一学期就开始找工作，到第二个学期更是多数时间不在学校。他强调：“对高校的这个不适当的考核足以使我们的大四虚拟化！”
据麦可思调查，2007年高等教育有10个专业的毕业生一直就不了业，占了半年后仍就不了业大学生的近1/3，说明只要把少数专业的宏观指标控制好，就业率就可能上升，因此建议国家对最难就业的10个专业限制其招生。
不能测不出产出
王伯庆在美国留学时，主要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做有关教育和就业的数据库。2006年他受聘于国内一所大学，不久就发现一个问题：国内对大学的考核，比如就业率，都是由各大学自己上报，由于利益的关系，各大学上报前都往里掺水，不仅校长掺，从辅导员就开始掺。
“高等教育产品的质量，岂能让它的生产者来评估？”王伯庆回国所做的这个民间的数据库——麦可思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数据库，不是向国家搜集公共信息，而是直接向大学毕业生(高等教育消费者)调查他们的就业能力、就业流向、就业薪资等。到2008年，这个数据库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研究型教育调查数据库。
世界银行1986年开始给美国的大学和政府机构制定科学的职业规划及能力规划，当时里根总统还提出美国必须提高自己劳动力的技术含量，也就是教育水准。这份于2006年推出正式版本的规划，把全球职业分成1116个，每一个职业要有相关的几十条职业能力，一共是16807条职业能力，并且把大学生通用能力分成三四五个基本能力。麦可思对能力的分析、调查、评估完全是按这个系统做出来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强这个能力评估本身的科学性，同时也能帮助毕业生以及招聘人才的企业，在这个评估的基础上认识每一所高校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认为，更加关注“产出”是这个评估系统的一大特点，它的建立将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产生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学界对高校评估指责的焦点之一就是高校评估体系测不出产出。在国外，对MBA这样的学校主要测量产出的效果，包括毕业生薪酬、发表论文数等，目前我国的教育部门还没有这个能力。
“这在经济学上叫成本效益分析。”王伯庆说，投入是国家财政的，产出一般指大学生就业后的工资。这种体制外评估的科学性体现在运用一个设计好的模式，“我相信中国政府部门也会慢慢接受和引用体制外提供的数据库的”。
要评估就业质量
麦可思调查的一组数据显示了中国这个教育大国的教育质量和社会需求存在很大差距：211大学和一般本科院校的大学生就业能力系数都在50%左右。其中雇主最需要也是最看重的五项能力水平，即积极学习、学习方法、有效的口头沟通、积极聆听、理解他人方面，应届大学毕业生(含本科、高职、专科)普遍达不到，且与企业要求的最低职位的水平相差10%到15%。
王伯庆认为，“高校评估必须把就业作为重要的评价内容，而国内的高校还没有把就业作为核心的评估指标。此外，人们关注的焦点还多是就业率问题，而就业质量才是高校评估就业的核心。”
至于如何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估，王伯庆提出：一是不能由利益链上的任何机构进行评估，这样才具有评估的公信力；二是各高校的就业评估从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开始，评估的核心是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三是各高校每年都要跟踪调查本校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情况。
为什么要评估高校的就业能力？王伯庆解释说：“中国高等教育普及率在世界上还不算很高，却过早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问题，这个现象非常不正常。”2007年麦可思联合盖洛普、中国零点调查机构共同发布的当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显示，2006年在已就业的大学生中，因不能满足企业对其工作技能的要求而被辞退的占13.2%，再加上因自感能力不足而主动离职的人，这个比例高达29.4%，即每3名就业毕业生中就有1人因自身原因失掉了工作，其中在外资、合资、股份制及民营企业就业的毕业生离职率更高。
“现在一方面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许多企业抱怨招不到合适的员工。我们不能要求企业改变自己的要求，唯一能改变的就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谁能改变？只有高校。”王伯庆说：“由于大学生就业能力只有在工作半年后才能显现，所以高校必须在毕业生就业半年后调研他们的能力，找出哪些是企业不需要而高校还在拼命培养的，哪些是企业需要而高校根本没有培养的，再根据这些情况改革教育模式和内容。”
岂能不闻需求事
高校未能培养出社会急需的人才，与高校不了解社会需求紧密相关。王伯庆不解道：“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么多年，居然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把雇主对职业者技能的需求变化每几年调查一次并反馈给高校。”相比之下，美国的高校从2003年开始对本校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进行技能跟踪调查试点，以及时调整每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
不清楚产业需求信息，也暴露了高校自身的问题。王伯庆说，现在留在高校的工程类老师很多没有实践经验，据统计，中国的教师只有小样本的分析经验，根本没有大数据的分析经验，怎能教出真正有技能的东西？而在美国的大学，凡是遇到需要有实际经验的工程课程，不是把学生带出去实习，就是把企业家、工程师请进来参与工程讲解。
高校扩招以来的某些专业设置，也让王伯庆感到不解。比如，某省的农业院校设了体育系、法律系、新闻系之类，它的体育系毕业生去面试时，招聘方都不相信，说全国第二强的某体育大学学生就业都很困难，你一个农学院办什么体育系？据今年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反映，凡高校盲目设置且大量扩招的专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比如金融、工商管理、新闻、艺术等。
王伯庆说，如果一个人18岁考进大学学了四年，最后因为没学到什么而找不到工作，那他所学的专业就好比“三鹿奶粉专业”——都是消费者被唯利是图的生产者给害惨了。
王伯庆建议建立“教育问责制”，其中包括毕业生能否就业、就业质量如何的内容，对高校管理者、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必要的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