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国家队“换帅”
在实施了两期计划后，总周期预计最长20年的“985工程”如今已用时过半。新一批高校校长到任之后，将给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带来怎样的新动力
随着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迎军在12月初正式出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2011年共有10所“985”大学更换了校长。自2006年以来的重点大学“换帅”就此达到高峰。
在中国，重点高校分为两个级别：“211工程”、“985工程”。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国务院《关于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的实施意见》中要求，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称为“211工程”。
1998年5月，根据中央精神，教育部决定重点支持一些“211”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为“985工程”。
据了解，目前，“211”高校共112所，承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任务的“985”高校共39所。
从2006年至2011年，分别有16、11、13、10、15、14所“211”高校校长更换人选，而这6年间共有27所“985”高校换帅。
作为中国大学中的骄傲，“985”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相当紧迫。2003年清华大学曾明确提出：在2011年百年校庆之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0年总体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也曾提到北京大学“力争在2015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高校“国家队”换帅的背景是：在实施了两期计划后，总周期预计最长20年的“985工程”如今已用时过半。新一批高校校长到任之后，将给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带来怎样的新动力？
很多新任校长在科研领域成绩斐然
2011年重点高校人事调整，新任命的校长，大多是“外来户”---或来自其他高校，或来自教育行政部门。
2011年走马上任的10位“985”高校掌门人中，只有三人为本校内部调动：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原为该校党委书记，湖南大学(微博)校长赵跃宇、国防科技大学校长杨学军原为本校副校长。将范围扩展至“211”高校，2011年14所高校换帅，也只有5人为本校“内部调动”。
长期关注该领域的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对《望东方周刊》说：“‘空降’方式有利有弊。对于相互陌生的高校和校长，需要有个适应过程。但‘空降’校长不受原有条条框框限制，在破立方面的创造性值得期待。”
由著名学者转身为管理者，这一特征在2011年高校“换帅”过程中也很明显，很多新任校长在科研领域成绩斐然。
如王迎军不仅是华南理工大学59年校史中唯一的女校长，也是目前全国“985”高校中唯一的女校长，以及中国唯一获得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院终身荣誉称号的女性。王迎军的丈夫汪建平则在中山大学(微博)任常务副校长。
当然，女校长掌舵“985”高校并非首次，前例是同济大学(微博)前校长吴启迪。
高校校长中为何很少出现女性身影？程方平分析说：“主要是因为历史积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女性比例较低。此外，理工科科研人员比较辛苦，走到前沿的女性就更少。而‘985’和‘211’高校目前大部分校长是理工科背景。”
除了学术功底深厚的学者，新任校长中也不乏拥有中央或地方国家机关从政经验者。
张尧学自1999年从清华大学调入教育部任职，此番“空降”中南大学(微博)之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两个职位。
新任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1998年就任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到调任天津大学之前，身兼天津市委科技工委书记、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三职。
在程方平看来，校长的从政经历是一份重要资源，在管理上和协调与政府关系等方面会有优势。
校长为何频繁调整
2011年9月16日，吉林大学“新帅”李元元在就职讲话中流露出对“空降”吉大的些许意外。“昨天，中组部找我谈话，刚才，喻云林局长又宣布了党中央对我担任吉林大学校长职务任命的决定⋯⋯”他说，这是自己第一次来到吉大，但从未想过是以任职的方式走进校园。
李元元是2006年以来吉林大学迎来的第三任校长。他的两位前任都是明星校长：现任北大校长周其凤和被誉为“中国最年轻名牌大学校长”的展涛。
位于长春的吉林大学是中国办学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其车辆工程、法学、生物学与化学等专业在全国享有盛誉。这所大学第一期入选“985工程”，也是首批建立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
原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展涛2008年到吉林大学履新，直至2011年3月底，调任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
此后半年，吉林大学校长一直空缺，由党委书记陈德文代理。李元元上任当日，不少吉大学生将网络签名改为：“吉大终于不裸奔了。”
如果把时间前推至2002年，自那时以来吉林大学已更换了5任校长。2002年，服务吉林大学近44年的刘中树离任后，党委书记吴博达出任校长。两年后，吴博达调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周其凤继任。
这种短期内更换校长的现象，在国内重点高校中并不鲜见。据统计，2006年以来，有9所“211”、“985”高校两次校长易人，其中约一半校长在岗位上工作了两年左右。
而在“985”高校中，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5所大学，过去6年来至少更换了两次校长。
对于高校校长的频繁调整，2008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曾做过回应：重点大学党政领导职务调整，原因有多种，有的因为年龄原因正常退休，有的则是工作需要进行轮岗。
校长长期任期制被认为是成就国外一流名校的一个原因。不过，程方平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公立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
“60后”纷纷走上前台
大学校长如何定位？如何处理学术与行政的关系？新校长们以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理念。赵跃宇面对湖南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
面对随后出现的赞赏和质疑，赵跃宇引用岳麓书院对联表明心迹：“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素。”
程方平为此叫好：“这是务实之举。项目课题本身就十分耗费精力，而一些校领导利用职权报课题、挂名，也会伤及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可以看出，张跃宇是想认真地做好校长。”
新气象还包括，一批“60后”纷纷走上前台。
2011年新上任的14位“211”校长有8位属于“60后”。他们有几个共同特点：1990年前后以硕、博学历留校任教；大部分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并以博士后或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在国外留学进修多年。而诸如天津医科大学新任校长尚永丰等人，则直接在国外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这8位“60后”校长中，有6位是理工科出身，其余两位为经济学出身的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和管理学出身的新任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其实，细数近6年来“211”高校中履新的24位“60后”校长，只有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出身文史专业。
程方平分析认为，这与公立高校校长也被纳入党管干部体系有很大关系。自建国以来，上至中央领导下到基层干部，理工科毕业生一直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主体。不过，自2003年以来，已经有多位新任中央领导来自经济、法律专业。
“还是期望遴选校长能平衡文史和工科背景。”程方平说。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曾撰文称：对新一代大学校长，也许人们的期待比评价更多。高等教育现实和目标，转化为对大学校长的高标准：既要是学问家、教育家，又要是政治家，还要是公关专家和理财专家。
从“211”到“985”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根据这次讲话确定的方针，教育部在随后提出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把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
上述决定被称为“985工程”，即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工程。在过去的10多年间，“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流行语。
这一提议经有关部门转送给党中央、国务院后，受到了高度重视，其直接结果是，国家将部分高校列为重点院校，使它们成为我国高校中的“宝塔尖”。
这份建议后来被人们尊称为“835建言”，成就了一段知识分子上书建言、形成高层决策的佳话。几位共和国著名老一辈教育家关于择优重点投资的设想，实际上成为后来国家支持高等教育的两个重点工程---“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核心精神，它开启了“重中之重”的大门，将国家发展重点大学的战略性决策延续下去。
1987年9月的一天，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王义遒接到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的通知，国家教委要组团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考察两国的研究生教育情况，参加的高校有两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将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加入考察团。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研究生培养是当时我国高校的薄弱环节，主要是缺乏经验。而且，市场因素在当时国家各项工作中成为重要的决策依据，高等教育如何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适应市场的方向转变，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向国外取经。”已经77岁的王义遒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回国后，有关部门开始酝酿政府重点支持高校发展的模式。经过长达数年的筹备，在1994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李岚清在讲话时指出，要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好我国的100所大学。“21”和“100”两个核心数字，使1995年年底中央拨出专项资金开始实施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被命名为“211工程”。
“211工程”的启动使中国在世纪之交开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航程。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上升为国家战略
1998年5月4日，我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举办的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迎来了自己建校100周年庆典。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学飞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应当说不是一个全国性事件，但由于北大独特的历史地位，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诉求引起政府的注意，提供了一个进入政府议事日程的机会，打开了一扇‘政策之窗’。”
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北京大学很早就开始筹划。在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定纪念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回顾和宣传过去百年的辉煌还是为今后百年的发展确定方向？为此，北大曾发动师生进行讨论。
就在北大百年校庆纪念日子到来的两个月前，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刚闭幕，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就向中外记者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
当时，国家教委有关负责人等都曾来到北大，建议北大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大好时机下，参照中国科学院发起“知识创新工程”的经验，向中央政府提出政策诉求，争取得到中央政府对今后发展的更大支持。
中国科学院开展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申请，在1998年2月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财政部安排相关经费共计48.02亿元，以支持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
“与‘211工程’相比，‘知识创新工程’的资助对象更集中，建设目标更高，拨款数额相对也更大，这对‘985工程’政策的谋划和出台产生了直接的刺激和推动作用。”陈学飞对记者说。
1998年2月24日，在国家教委与北京市政府联合召开的专题办公会议上，时任北大校长的陈佳洱提出，拟邀请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庆祝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会后，北大迅速提出了有关方案，经国家教委和北京市联署行文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请示后，很快得到了同意的批复。
依照常例，国家领导人在校庆大会上的讲话稿由学校方面起草。北京大学负责起草工作的小组在讲话稿中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一流大学”。草稿报送中央审定时，改为了“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当时已是学校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遒回忆说，“其实，早在1986年，北大就曾提出‘建一流大学’的目标，主要是想给全校教职工设置一个向上的目标，以激励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加强凝聚力。”
经过充分准备，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建校100周年大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全部出席了大会，江泽民发表了被称为“科教兴国动员令”的著名讲话。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集体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活动，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江泽民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郑重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索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当天下午，陈佳洱、任彦申(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王义遒等北大几位主要校领导在一起开会，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建议：“应该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目前国内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太大，国家应该有一个特殊的支持计划，按照提出的时间命名，这个计划可以叫‘985计划或者985工程’之类的。”经过商量，大家决定让王义遒来执笔写这份报告。
兴奋的王义遒当天晚上就赶出了第一稿。“字数不多，1000多字，主要是回应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然后谈了谈建设一流大学需要很大的开支，而现有的经费很难维持，需要国家的专项计划重点支持。”王义遒告诉记者，“这件事单靠我们一所学校力量单薄，我还通过清华大学校办，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取得了联系，必须要和清华联合起来做这件事。”
在王义遒看来，清华能参与其中，向中央提交的报告就更有分量了。这篇1000多字的报告在两校领导之间反复传递、推敲文字、讨论了三四稿。最后，以两校的名义联合递交到时任国家教委主任、党组书记陈至立的手中。实际上，最终的文字还经过国家教委领导反复琢磨修改以后才确定下来。
在“985工程”政策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主管政府部门，国家教委(后改为教育部)始终是积极的倡导者、推动者，与北京大学构成了共同策划的关系。北大百年校庆成为当年国家教委的中心工作之一，并通过国家教委，开启了高校的政策诉求通向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渠道。
1998年6月25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任组长，副总理李岚清任副组长。10月28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报送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确定对部分高校再予以重点支持，包括政府的支持和经费的投入等。
为促进一流大学的创建，中央政府决定，从自1998年起的中央本级财政教育经费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年增长1%的经费中，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开始以“2+X”模式实施“985工程”。
至此，在“211工程”基础上，向着更高的奋斗目标前进的“985工程”正式启动。中国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